當前，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面臨深刻變革，綠色低碳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和共同追求。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彰顯出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擔當。著眼“十五五”時期，這一決策已從一項莊嚴的國際承諾，全面躍升為核心牽引中國發展范式系統性轉型的多維戰略場景。面對國內降碳的轉型壓力與國際綠色壁壘加固的雙重挑戰，這場深刻變革已成為新時代的一道必答題。

推動“1 N”政策系統集成，塑造以碳價為價值中樞的市場機制。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長期任務。中國將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完成全球最大碳強度降幅，挑戰前所未有。國家層面已出臺《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兩大頂層設計文件，配套出臺能源、工業、城鄉建設、交通運輸等重點領域實施方案，形成“1 N”政策體系。地方層面，各省區市實施方案全部出臺，形成“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落實”三級貫通的行動體系。

在頂層設計不斷完善的同時，碳市場是利用市場機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重要政策工具。日前，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加強全國碳市場建設的意見》，明確了加快全國碳市場建設的總體要求、功能定位和中長期路線圖，提出了到2027年和2030年要實現的主要目標。全國碳市場由“起步”正式邁入“全面建設”新階段。

以發展方式系統性轉型，構建包容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新范式。工業文明“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線性發展模式已經將全球資源環境逼到懸崖邊緣。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2024年排放差距報告》顯示，如果不能提高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的雄心并立即開始落實，本世紀內全球氣溫將上升2.6℃——3.1℃。面對這一嚴峻挑戰，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給出了系統性的解決方案，推動生態文明范式革命，將“雙碳”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科學謀劃、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

在此背景下，深入審視兩種發展范式的差異尤為關鍵。相較于工業文明發展范式，生態文明發展范式在發展理念、制度規則、生產方式方面發生深刻變革。具體而言，碳達峰碳中和尋求更具綠色、可持續性、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模式以提升低碳生產力，因此需要充分發揮“雙碳”目標引領生態文明發展范式轉型的示范作用。通過系統性的路徑重構，推動社會發展新變革、構建能源動力新系統、重塑國家市場新地位，從而在生態文明發展范式新賽道上實現領跑。

更重要的是，在生態文明發展范式下，經濟邏輯要遵循生態邏輯，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要實現最佳耦合。歸根結底，要深刻認識到，減排不是減生產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

破解發展不平衡，精準施策推動差異化達峰。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區資源稟賦存在差異，需在全國一盤棋前提下，結合區域實際制定協同碳達峰方案。在推進《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過程中，應充分考慮經濟社會系統碳減排耐受能力，既要推動能源結構與效率的系統性變革，也要提升經濟系統全要素生產率，將綠色低碳發展能力建設作為省域差異化碳達峰的重要抓手，推動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從相對脫鉤走向絕對脫鉤。

基于這一要求，需重點關注碳排放空間分布特征。我國碳排放極不均衡，85%集中在東部八省市與黃河“幾字彎”地區，區域發展和資源稟賦差異顯著。因此，各地要切實因地制宜制定路徑。具體而言：碳排放基本穩定地區要鞏固減排成果，在達峰基礎上進一步降碳。對于產業結構輕、能源結構優的地區要堅持綠色低碳發展，杜絕“兩高”項目拉增長，力爭率先達峰。而對于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地區和資源型地區則需突出節能降碳，優化產業和能源結構，推動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力爭與全國同步達峰。

必須清醒認識到，區域協調本質是破解發展不平衡矛盾。當前一些地方仍存在路徑依賴強、轉型動能不足、協同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亟須通過制度創新打破行政壁壘，建立生態補償和協同減排機制，否則可能陷入“高碳鎖定”與“綠色轉型陣痛”的雙重困境。

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雙輪驅動，破解綠色轉型成本難題。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是全面綠色轉型的關鍵支撐，需降低綠色溢價，使清潔能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近年來，可再生能源成本快速下降，光伏組件價格已經從2023年的1.3元/瓦降低至如今的0.7元/瓦，降幅達38%；鋰電儲能度電成本三年下降40%，支撐可再生能源大規模消納。根據規劃，綠氫成本有望從25元/公斤降至2030年15元/公斤，為工業深度脫碳提供新路徑。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成本持續優化，驅油封存成本已降至320元/噸，2030年全國捕集規模達億噸級，成為難減排行業的重要選項。然而，核心技術突破非一蹴而就，關鍵材料、核心工藝等領域存在“卡脖子”風險，研發投入大、周期長，與市場化應用間存在“死亡谷”，需建立長期投入和容錯機制。

在技術攻堅的同時，制度創新同樣不可或缺。具體來看：政府應發揮立法引領、標準推動作用，加大綠色技術研發投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建立產學研用深度融合體系。對企業而言，企業需承擔社會責任，加大綠色技術研發應用，規模化降低綠色產品成本。從公眾角度，應當做好消費端碳減排，通過消費偏好引導企業綠色生產，促進綠色消費風尚形成。此外，金融機構要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支持技術研發和產業化。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一方面，高碳行業改革進入深水區，關鍵制度未完全協同。同時，跨部門、區域協調成本高，政策執行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另一方面，綠色金融標準不統一，資金供給與需求存在錯配。不破除這些障礙，綠色轉型成本難以真正降低。

自主創新筑牢綠色產業鏈，以標準引領重塑全球競爭新格局。面對逆全球化與基于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脫鉤”“斷鏈”“去風險”，需要保持并增強全球零碳產業競爭優勢成為戰略必選項。我國在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已形成顯著優勢，全球市占率分別達到75%、60%和70%，但在產業鏈關鍵環節仍存在短板，如多晶硅20%、碳纖維70%依賴進口，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面臨挑戰。這背后暴露出我國基礎研發能力薄弱、關鍵材料與高端裝備自主化程度低、產業鏈協同創新不足等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一旦國際局勢風云突變，某些“長臂管轄”或斷供措施可能瞬間沖擊我國整個綠色產業生態。

《中國碳中和技術發展路線圖》報告指出，中國實現碳中和所需技術成熟度總體上處于較低水平，僅約20%的關鍵技術達到商業應用階段，距離大規模推廣仍有顯著差距。因此，要鞏固提升優勢產業國際競爭力，加強核心技術攻關，補齊產業鏈短板，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同時，要積極參與全球綠色貿易規則制定，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綠色貿易體系，為我國綠色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面對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電池護照等新型貿易壁壘，我國應加快建立出口產品碳足跡數據庫，推動產品碳足跡規則國際互認互信，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必須認識到，綠色貿易壁壘背后是國際規則主導權的爭奪，是我國綠色產業能否從“產品輸出”邁向“標準輸出”的關鍵一躍，否則即使技術領先，也可能被排斥在主流市場之外。

以務實行動彌合氣候治理赤字，中國智慧助力綠色未來。全球生態治理面臨資金、技術、制度多重缺口。到2030年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2.4萬億美元氣候資金，但實際到位不足20%。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作為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體系變革的關鍵力量，2016年以來提供并動員項目資金超過1770億元人民幣，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截至2024年10月，中國已與42個發展中國家簽署53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開展近百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實施300多期能力建設項目，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培訓逾萬人次。此外，我國還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

在此基礎上，中國始終堅持各國根據國情自主設計減排路徑，這一立場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認同。通過“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150余家機構）和綠色投資原則（簽署方資產超5萬億美元）等機制，中國為全球綠色投融資提供新范式。更重要的是，中國綠色低碳轉型的成就，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中國式現代化的正外部性，分享碳中和機遇。需要指出的是，中國通過創新合作模式和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范式，向世界分享發展紅利，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氣候治理秩序提供可能。

必須清醒認識到，全球氣候治理博弈復雜激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達國家承擔率先減排和提供資金技術的義務。然而現實中，發達國家承諾遲遲不兌現，技術轉讓壁壘高筑。中國在填補治理赤字的同時，既要避免被“道德綁架”而承擔超越發展階段的責任，又要維護發展中國家權益。這種在堅持原則與務實擔當之間的精準平衡，正是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戰略課題，也是中國為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貢獻的重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