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我國瀕危物種保護工作：山川間的守望與呵護

2024-05-13   來源：光明日報

編者按

天穹之際，滄浪之間，高寒荒漠，叢林深谷，有無數美麗的生靈。許多人默默守望、精心呵護著它們，讓它們自由棲居，以獨特的姿態詮釋著生命的壯麗。

作為最早簽署和批準《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國家之一，我國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并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融入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

保護生物多樣性，也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本期《光明視野》，讓我們通過四個瀕危物種培育和保護的故事，了解生物保護工作的最新進展。

和朱鹮一起飛翔的歲月

講述人：陜西漢中朱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正高級工程師 張躍明

如今的陜西省漢中市洋縣，隨處可見朱鹮翩翩起舞的身影。我加入朱鹮保護隊伍已有30多年。這些年頭兒，因為朱鹮的陪伴，也變得與眾不同。

陜西洋縣，朱鹮飛過水面。光明日報記者 周夢爽攝/光明圖片

以前，由于濕地的減少以及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朱鹮的生存環境迅速惡化。經過多年艱苦尋找，1981年，人們終于在陜西漢中洋縣重新發現了世上僅存的7只野生朱鹮。為了保護這一瀕危物種，國家在洋縣設立了專業保護機構。1989年，我榮幸加入這個隊伍。當時，朱鹮的數量徘徊在10只左右，隨時都有可能滅絕。

工作從山間巡護開始。報到后第二天，我來到了離縣城30里外的高山三岔河駐點，開始了朱鹮數量調查活動。三岔河朱鹮觀察點非常偏僻，周圍有茂密的山林、錯落有致的水田。我想，朱鹮停留在這兒，也是因為這片凈土如世外桃源一般。大半個月的時間里，我看到了四五只朱鹮。而那時，能看到這么多朱鹮的人非常少，我很興奮。

那年11月，漢中褒河火車站職工在當地也發現了一只朱鹮，單位立即派我們去跟蹤監護，這一去，便是六個月。我每天都騎著自行車，早出晚歸監護那只朱鹮。1990年5月，我又被調去支援姚家溝觀察點。白天我坐在觀察棚里，仔細觀察朱鹮的一舉一動，分析朱鹮的生態習性，晚上則安排村民到朱鹮巢樹下值班，謹防天敵上樹危害朱鹮繁殖。我第一次看見了朱鹮寶寶，它毛茸茸的，特別可愛。隨著它漸漸長大、飛翔，我興奮的心情難以言表。

2000年前后，朱鹮種群數量發展到200只，其中野生朱鹮100只，人工圈養100只，我們終于將朱鹮從滅絕的邊緣給拽了回來。隨著朱鹮數量增多，過去24小時不離人式地守護朱鹮已很難做到。于是，我們邀請社區群眾和我們一起保護。大家都很積極。在繁殖季，朱鹮在巢樹做窩，被做巢的樹木所有權人便承擔了守護的責任；游蕩期，在朱鹮主要集群活動地、夜宿地附近，我們會請有責任心的社區居民監測或看護，每周報告朱鹮信息。這個方法有效擴大了朱鹮保護范圍，提升了保護成效，還讓更多普通人了解和喜歡朱鹮。2005年，我們又迎來了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建立，陜西建成兩個人工繁育基地，幾乎每年都向外輸出朱鹮，朱鹮的分布范圍從中國擴大到日本、韓國。

目前，全球朱鹮種群數量突破萬只，其中野生朱鹮達到6000多只，瀕危局面得到有效緩解，朱鹮保護也成為世界拯救瀕危物種的成功范例。在傳統文化意象中，朱鹮是那樣潔凈秀美，現在，更多人都可以一道欣賞這份傳承千年的美麗了。

“微笑天使”見證長江美麗

講述人：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 王克雄

去年4月，在長江洪湖江段的老灣故道中，我們將兩頭江豚送回了長江。

那天，幾位漁民在故道中用網將兩頭江豚圍住，將它們轉移到不遠處的水箱中，我和同事為它們做了體檢。確定狀態正常后，它們穿上了特制的尼龍背心——背心夾層中放置了無線電發射機。隨后，它們被轉移到故道的大網箱中。大家也抓緊時間在網箱邊的船上和故道的岸邊布置無線電基站，嘗試接收背心信號。

湖北宜昌，長江江豚在水中嬉戲。新華社發

經過1個多小時的調試和測試，當江豚出水呼吸時，背心發出的信號都能被基站正常接收和記錄到。這表明大家近半年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功。

第二天上午，我們將兩頭江豚從故道運送到長江干流釋放。經過1周的無線電監測、聲學監測和無人機影像觀察，我們確認它們在干流生活正常，并與野外江豚相聚。

這兩頭江豚是2021年我們從石首天鵝洲遷地保護區中挑選出的，后將它們轉移到老灣故道中進行放歸前的適應性訓練。兩年訓練中，它們具備了在流水中尋找和捕食餌料魚的能力，并養成了主動探測、識別和躲避船舶的習性，擁有了在長江干流生存的關鍵技能。

天鵝洲江豚遷地保護群體建立于20世紀90年代，那時江豚數量逐年下降，老一輩科學家陳佩薰研究員提出要搶救性保護，決定將一部分江豚從長江干流遷出，轉移到更安全的天鵝洲故道水域實施“保種”，等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后，再將它們遷回到長江。遷地保護群體的建立實屬不易，所幸江豚數量在近些年開始明顯增加，并于2021年4月達到100頭左右。四代科研人員的堅守，不僅為長江水生生物保護提供了新思路，還為全球其他10余種瀕危小型鯨類保護帶來了曙光。

江豚是長江生態系統的旗艦物種，被稱為“微笑天使”。對關心熱愛江豚的人來說，江豚從“遷地保護”到“重返”長江，大家熱切期盼了30多年。雖然這次“重返”取得了階段性成功，但我們深知這只是一個新的開始，長江生態環境和物種多樣性保護之路仍然漫長。

如今，我們在宜昌到下游鎮江一帶沿江沿湖重點水域布置了多個水下聲信號監測點，監測和記錄江豚活動；還嘗試探索聲影像聯動，更直觀拍攝江豚的情況，形成監測網絡，為日后全天候觀察江豚放歸后的生活情況提供基礎平臺。

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水下世界并不如想象中寧靜。江豚路過不少航運發達的大城市但不愿停留，也正是這樣的原因。目前，我們正聯合公益機構白鱀豚保護基金會，按照《長江保護法》相關的要求，研究如何多部門合作，強化航運管理，控制水下噪聲，盡快還江豚等水生生物一條更安靜的長江。

讓藏羚羊跑得更歡實

講述人：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 連新明

我第一次進入可可西里是在2002年10月，公路旁三五成群的藏羚羊，還有棕熊、狼等野生動物時不時撞入眼簾……以往候在《動物世界》里看到的畫面，真實出現在我面前，讓我越發對這片神秘的土地感到好奇。

在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一群雌性藏羚羊在奔跑。 新華社發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旗艦物種。藏羚羊處于食物鏈的中間位置，支撐了大型食肉類動物的生存。20世紀80年代，由于藏羚絨的巨額利潤，盜獵猖獗，藏羚羊數量急劇下降，一度面臨滅絕的危險。經過多年的生態保護和打擊盜獵行動，藏羚羊數量已從20世紀末的不足7萬只，增加至目前近30萬只，保護級別也從瀕危調整為近危。

藏羚羊保護是人類參與瀕危動物救護的成功案例之一，如果保持現在的狀態，藏羚羊種群數量還會持續上升。目前，藏羚羊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二是與家畜爭食草場的競爭，三是狼、熊等天敵的捕食。我主要研究藏羚羊對道路影響的行為反應機制，為道路建設提供技術支持和數據支撐。

大家都知道，人類活動會對野生動物產生影響，除了靠近、大喊大叫等直接行為，豢養的家畜、建設的房屋、架設的電網、修建的道路等人類附屬物同樣屬于人類活動范疇。在可可西里，每一項建設工程都可能影響藏羚羊的遷徙與生存。青藏鐵路建設初期，很多人擔心工程會對藏羚羊遷徙造成影響。但通過監測分析，我們發現只要保護得當，野生動物對道路的適應速度超乎人們想象。例如，青藏鐵路修建雖然為藏羚羊等野生動物規劃了33處動物通道，但現在97%的遷徙藏羚羊選擇五北大橋作為主要穿越點。這表明，藏羚羊群能在眾多動物通道中選擇“最優路線”——橋梁的高度、寬度，視野的開闊度等都是它們“考量”的指標。

藏羚羊對哪種動物通道更適應？什么樣的地形在它們看來最安全？如何修建道路對藏羚羊的干擾最??？新技術的出現，為尋找藏羚羊的行為規律創造了更多可能。采集藏羚羊新鮮糞便樣本，利用分子DNA技術能夠識別個體之間的親緣關系；搭載紅外熱成像鏡頭的無人機，能夠監測藏羚羊的夜宿地。我們還計劃在青藏公路布設智慧交通管控，當遷徙藏羚羊距離公路200米左右時，通過警示牌向過往車輛提醒：前方有藏羚羊經過，請減速慢行，必要時請停車熄火，讓藏羚羊先過。

可可西里是野生動物的家園，我們希望通過調查研究，在保護和發展中尋求科學的解題思路，捍衛這片神秘土地的安寧與祥和。

智慧守護“雨林精靈”

講述人：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管理局霸王嶺分局黨委委員、生態保護科科長 齊旭明

天剛蒙蒙亮，莽莽雨林傳來陣陣啼叫，像口哨，又像鳥鳴。仔細一聽，那聲音空靈、細膩、穿透性強，能傳好幾公里。這其實是海南長臂猿在宣示領地。

在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霸王嶺片區棲息的海南長臂猿。新華社發

幾乎每天清晨，海南長臂猿都會大聲鳴叫，往往是一只雄猿先叫，然后母猿跟著叫，接著猿群“合唱”，每次持續時間從3分鐘到20分鐘不等。清亮的長音由低漸高，仿佛是一首雨林中的美妙樂曲。

海南長臂猿是僅分布于我國海南島的特有物種，也是海南熱帶雨林生態系統的旗艦物種。20世紀50年代初，該物種種群廣泛分布于海南全島，數量約2000只。不過，由于當時對物種保護認識的局限性，該物種棲息地不斷減小，其種群遭受頻繁干擾和獵殺，數量急劇下降。到20世紀70年代末，僅剩7~9只個體幸存于海南霸王嶺的熱帶雨林之中。

14年前，我從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就加入了霸王嶺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團隊。當時我和護林員一樣，對海南長臂猿進行過日復一日的監測。我們需要提前一天到達住宿駐點，第二天凌晨4點起床進山，帶著手電筒，摸黑趕往監聽點。聽到長臂猿的叫聲便尋聲一路小跑過去。每個月有22天在山上，15天在野外監測，5天是棲息地調查。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監測長臂猿的護林員多是兼職，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沒有專業林學知識背景，全憑經驗記錄。對長臂猿的監測也始終停留在食性、家庭群是否完整、是否有新的嬰猿出生、有無獨猿等層面，科技手段也有限。同時，沒有對監測記錄進行過系統整理，沒有形成過系統性的報告。

于是，我主導組建了一支18人的海南長臂猿監測隊伍，負責調查掌握海南長臂猿種群數量和結構動態，與高校專業監測人員一起，為進一步深入開展長臂猿研究提供詳實的基礎數據。我們還在海南長臂猿的一個家庭群范圍開展監測試點，共布設觸發式紅外相機320臺，實時視頻監控探頭19處，為海南長臂猿全天候跟蹤監測提供了有效經驗，同時為必要的公益性宣傳提供了大批高質量的素材。

這些年，我們還修復海南長臂猿棲息地超過2000畝，搭建繩索廊道28條、種植樹木廊道近900株，為海南長臂猿種群擴展提供了遷移路徑，也為它們棲息地范圍的擴大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目前，海南長臂猿種群數量得到有效恢復，已經從2003年的2群13只增加到2022年的6群37只。海南長臂猿保護的成功經驗，得到了國內和國際上的普遍認可。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會議期間，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原總裁兼理事會主席章新勝以“霸王嶺模式：基于自然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海南長臂猿保護案例”為題，向世界展示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海南智慧”。（項目團隊：光明日報記者 陳之殷、郝澤華、李潔、張哲浩、張銳、王雯靜、萬瑪加、王曉櫻、陳怡 光明日報通訊員 金永成、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