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強在野外科考

▲普氏原羚 李迪強供圖

十多年前，在一次自然保護區研討會上，一位自然保護區負責人談道：“保護區管理就是管住邊界，山下管住了，不讓人進來，山上不就（管）好了么？”

李迪強聽后，忍不住反駁道：“不是這樣的。目前全球氣候正在變暖，舉個例子，把雞蛋放在熱環境里，能長久保存么？說不定都變臭了。自然保護區也一樣，內部‘家底’有哪些？它們如何變化？野生動物、森林生態系統有沒有問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這些都需要日常巡護和系統監測。”

作為中國林業科學院森林生態環境與保護研究所自然保護區與生物多樣性學科組首席專家，20多年來，李迪強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的自然保護地究竟‘保護’得怎么樣？”

大型物種正在消失

最近，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傳來一則好消息——在青海湖流域內的監測數據顯示，我國特有野生動物普氏原羚從1999年的130只左右增加到如今的2484只，種群數量20年增加了18倍。

普氏原羚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列為極危物種，是世界上最瀕危的有蹄類動物。2000年，普氏原羚被列入我國急需拯救的15種野生動物之一，如今只分布于青海湖周邊。

雖遠在數千公里外，但看到這一數據后，李迪強依然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他是中國第一個研究普氏原羚的博士后。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他便踏上尋覓和拯救普氏原羚之路。

“人類活動對普氏原羚生境的選擇和種群數量的影響巨大。普氏原羚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與人類展開了持久的游擊戰。原有的生境不斷被人類占領，飲水區被圈起來為牛羊飲水，在取食區又建立起了圍欄……拯救普氏原羚，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給普氏原羚留下一塊生存空間。”李迪強寫下了如此考察筆記。

大型野生動物是生態環境的重要“指向標”，在動物進化史上，經歷千萬年演化而保存下來的大型野生動物數量并不多，且都彌足珍貴。它們的減少，使得生物多樣性喪失、生態系統失去平衡，最終將給全人類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

令人痛心的是，此類現象仍在發生。世界自然保護聯盟2017年《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數據顯示，在其評估的91523個物種中，有25821個物種受到威脅，866個物種已經滅絕，69個物種在野外滅絕。

“在動物保護史上，一個大型哺乳動物的滅種是重大事件。”從普氏原羚研究開始，李迪強在一次次科考中親眼見到了中國諸多野生動物的生存現狀，扼腕痛惜。此后，他開始帶領團隊開展大型瀕危物種的本底調查。

2007年，李迪強擔任了科技部“庫姆塔格沙漠綜合科學考察”項目動物調查組組長，利用紅外相機、分子糞便學和GPS頸圈等手段，對野駱駝的分布和數量、種群與行為生態學、遷移規律和遺傳學等進行追蹤調查。

野駱駝曾于100年前被認為早已消亡，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于庫姆塔格沙漠發現蹤跡，成為世界駱駝科唯一幸存的野生物種。作為專家之一，李迪強推動將野駱駝棲息地保護納入《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的保護優先區之中。

2002年，李迪強及其學科組同事與國際雪豹保護協會合作，開展野外雪豹棲息地評估。收集雪豹糞便，利用微衛星DNA標記、多種遺傳分析方法對雪豹進行個體識別和數量估計，通過對全球雪豹個體樣本進行統一分析，最終鑒定出世界主要分布區的雪豹共有3個亞種。其中，在中國喜馬拉雅山脈一帶形成了獨特的中部亞種，且中國是全球雪豹最大的分布國。

2013年，針對神農架國家森林公園的“孤立種群”金絲猴，李迪強帶領團隊對其生境保護與恢復技術和遺傳多樣性進行系統研究，并首次建立了基于物聯網技術、集成多類型傳感器技術的神農架金絲猴生境和行為監測研究平臺。這為實現神農架金絲猴種質資源的可持續保育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撐，對我國其他珍稀瀕危動物的保護也提供了借鑒。

基于上述4種重要物種的積累，李迪強學科組基本搭建起了中國大型瀕危獸類的研究平臺。

“看得見野生動植物，管得住人”

多年的野外考察經歷告訴李迪強，許多瀕危物種的生存現狀并不清楚，困擾人類的“人獸沖突”原因亟待查明，僅僅研究某個物種如何保護是不夠的。

他把目光轉向了更大尺度的自然保護地建設與管理。

2001年，李迪強第一次登上海拔4200多米的三江源，一行20多人對三江源地區長江源生物多樣性進行了“摸底”考察，評估其建設自然保護地的可行性。

歷時45天，他們有過徹夜難眠的高原反應，與野狼、棕熊正面交鋒，也被藏民們的熱情博學所感動和震撼。隨后，出版了《三江源生物多樣性》《三江源生態保護》兩本科考報告，促成了三江源地區優先建設成國家自然保護區。

“還行、還活著。”李迪強笑著回憶那段經歷，“不過，那次回來之后，就覺得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不能去了。”

在他看來，“藏區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得最好的地區。”2001年以后，李迪強正式聚焦自然保護區規劃和管理發展問題。

四川、云南、青海，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羌塘……遍歷整個藏區后，他提出了高海拔地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對策。這些地區都成為了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最優先地區，并或推動建設、或幫助升級諸多以大型野生動物保護為主的自然保護地。

據統計，迄今為止，全國共建立了包括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在內的1萬余個不同類型的自然保護地，占國土面積的18%。然而，自然保護地的交叉重疊、部門分治，以及“畫圈式”的“看管”思路等問題，使得“保護”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李迪強坦承，“地方政府畫個圈就成了保護地，以為這樣就能保護好大自然了，但保護區的主要保護對象是什么、有什么威脅、采取怎樣的保護措施降低威脅等等，沒有人關注。”

李迪強告訴《中國科學報》，一個理想的自然保護地應該搞清楚“家底”，要以保護對象為核心來設計保護工作。為此，他正組織團隊建立“全國自然保護地生物多樣性監測平臺”，以期建成“看得見野生動植物，管得住人”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

這一平臺借助人工智能、物聯網、智能終端等新技術平臺，在保護地內部布設紅外相機、無人機、自動傳感器、GIS項圈等設備，對保護地內所有動植物信息實施監測，并傳輸數據至全國統一的大數據平臺，由專家團隊進行分析處理。

“以前是科學家科考獲得數據，既不完整也無法核查，無法了解保護地動植物的變化趨勢。”李迪強表示，現在，對保護地實施“網格化”管理，發揮保護地管理人員甚至全民的力量，“人一旦進入保護地，你走的哪條線路、看到什么動植物、聽到的鳥叫、保護設施有什么問題等，點點滴滴都被記錄下來，做到了可核查”。

此外，每個巡護人員通過拍下自己不認識的生物的照片并上傳至“自然保護地生物標本與資源平臺”，建立“數字標本”，這既準確記錄下生物多樣性信息，又促進全民生物知識的提高。

“保護區每個巡護人員都相當于一個博物學家。”李迪強說。

用以大熊貓保護為主的四川唐家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處長沈興娜的話來說，這一平臺幫助他們“科學揭示了保護區內物種的現實生活狀況和數據背后不為人知的一面”。

在唐家河自然保護區內，按照公里網格在全區布設近300臺紅外相機“鷹眼”，全天候、不間斷實施網格化監測，平均每年采集1.5T的影像數據，直觀反映野生動物生存狀況和幸福指數。此外，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保護，支持遷出保護區的務農人員轉變成生態護林員，“巡、研、教”三者相結合，通過關鍵節點安防裝置可實現“遠程警示”。

沈興娜自豪地告訴《中國科學報》，“在沒有任何人為干擾下，我們保護區在中國低海拔地區的野生動物可見率排名前列。”

2014年，該保護區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納入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護地綠色名錄。

“保護”：包容性發展

我國經歷了60余年以自然保護區為主體保護地體系的發展歷程后，開始實施更符合現階段國情、以保護具有國家代表性的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目的“國家公園體制”，逐步建立起以國家公園為主體、以自然保護區為基礎、以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李迪強記得，2006年，剛提出“國家公園”概念時，“大家很迷茫”。在國家層面研討國家公園的第一次討論會上，專家們張口即談“旅游”，認為國家公園是發展旅游的很好方式，但卻鮮有人談“保護”；第二次研討時，專項旅游與保護并重；而到了第三次，“保護”便成了主題。

如今，國家公園從試點提升為體制，作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大計和生態文明的載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過，李迪強坦承，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順利，保護與發展的沖突依然顯著，是當前自然保護地發展面臨的主要難題。“剛開始，大家都以為建國家公園是為了旅游，后來發現不是，他們很失望，有的地方甚至寧愿放棄國家公園申請。”

他認為，可采取“包容性保護”的發展措施。

“如果一個保護區的老百姓喝點水都成問題，那保護區還能往什么方向發展呢？”李迪強在多個場合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不能一刀切，要基于科學評估，那些對主要保護對象影響不大、保護地功能威脅小，特別是國家急需緊要的發展應該被允許，要給老百姓留下發展空間，否則保護地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另外，適當地發展生態旅游、適宜的生態補償、適應性管理等也十分必要。

20多年來，李迪強見證了中國自然保護地事業的跨越式發展。他越發感到，當前是做自然保護地研究的“最好時期”。

“走近大自然其樂無窮，讓一些地方保持自然的狀態，給人一個體驗自然的機會。”如今年已半百的李迪強依然保持每年10余次的野外考察額度，他希望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將想法結合國家戰略，真正使保護地世世代代被保護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