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生物多樣性，要破除幾重障礙？

作者：杜樂山 劉海鷗 肖能文《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29日 05版）

4月20日，工人在“洞庭之心”大通湖水生植物產業示范園內采收水草。新華社發

4月2日，自然愛好者在2023潿洲島海洋觀察節的競賽環節尋找海洋生物，為豐富潿洲島自然觀察數據庫貢獻力量。新華社發

4月19日，在重慶市南川區德隆鎮茶樹村的一個居民點，制茶工藝傳承人吳科幫助村民翻曬新鮮茶葉。新華社發

  【生態觀察】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指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及環境保護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主流的過程，也包括納入企業、社區和公眾生產與生活的過程。

  當前，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仍然存在諸多障礙。究其原因，既有社會各界對生物多樣性價值的認識不足,也有評估指標和方法不統一帶來的困擾，還有生物多樣性價值應用場景與范圍面臨的現實限制。我國是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COP15）主席國，也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探索開展生物多樣性及多重價值的主流化，對引領、帶動和推進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彌補認識不足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地球生命共同體的血脈和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具有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和潛在使用價值。它可以給我們提供食物、藥材等生產生活的必需品以及旅游觀賞、科學研究和文藝創作等休閑娛樂場所，發揮凈化水質和空氣、防止水土流失、固定二氧化碳和釋放氧氣等重要調節作用，也為我們未來開發某種不可估量價值的生物資源提供了無限可能。

  生物多樣性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但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忽視了它到底有多重要，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趨勢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我國于2005年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首次把“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寫入黨章。開展生物多樣性價值評估，既是衡量“兩山”理念的重要抓手，也是破除地方政府“唯GDP論”和扭轉人們對“生態無價”“生態產品無償使用”等思維定式的重要手段。

  如何進一步提高全社會對生物多樣性及其價值的認識？政府在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進行政策咨詢決策時，應綜合考慮生物多樣性的當前價值和長遠潛在價值，保證生物多樣性效益最大化，并通過多手段、多途徑、多方式進行宣傳和培訓，探索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激勵機制，提升政府號召力。企業應將自身生產經營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納入運營決策考量，采用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在產品全生命周期、全產業鏈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盡可能降低對其負面影響，并鼓勵制定行業規劃，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重要內容納入其中。公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了解更多生物多樣性知識，積極參與相關政策制定，發揮社會監督作用，自覺踐行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從身邊小事做起，減少自身行為可能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不良影響。

統一評估指標和方法

  除了認識不足外，缺少廣泛接受的評估指標和方法，已成為阻礙生物多樣性價值主流化進程的又一重要因素。目前，我國已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方面開展了大量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國家層面,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生態環境部發布《陸地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技術指南》，為各地開展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提供了總體指導。地方層面，在全國各地遴選出187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在云南省普洱市、浙江省泰順縣等多地開展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EEB）示范，推進生物多樣性在當地政策決策中的應用。

  雖然在國家和地方層面開展了很多相關工作，但當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方法尚未統一，基于不同評估對象和目標往往會選用不同的模型與方法，且評估仍停留在通過復雜模型計算某區域“天文數字”的結果上，缺乏在不同尺度、領域、場景下的擴展與應用。

  鑒于此，建議基于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調查體系，建立基礎數據動態監測制度，開展常態化和網格化監測，及時跟蹤掌握生態產品分布、數量及質量等級、權益歸屬等，并擇機適時納入國家和地方統計體系；進一步統一價值評估的指標體系，盡快出臺價值核算標準或技術指南，并選取不同生態系統類型、不同區域尺度，探索開展試點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特別是開展生態價值溢出效應研究，通過經濟及金融工具將生物多樣性價值顯性化，破解“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可量化問題，為后續政策、規劃制定提供決策參考。

拓展應用場景與范圍

  2022年12月19日，在COP15第二階段會議全體會議上，與會代表通過了“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蒙框架”）。“昆蒙框架”包含四大長期目標和23項具體全球行動目標，其中目標14為“確保將生物多樣性及其多重價值觀充分納入各級政府和所有部門的政策、法規、規劃和發展進程、消除貧困戰略、戰略環境評估、環境影響評估，并酌情納入國民核算”。

  然而，生物多樣性價值尚未在政策、法規、規劃中得到很好的應用，國際國內均是如此。我國部分地區已在生物多樣性價值應用方面開展了初步探索與研究，可以為破解相關難題提供一些參考。例如，云南普洱市和廣東深圳市均開展了GEP與GDP雙核算，浙江麗水市推進生態價值“進規劃、進決策、進項目、進交易、進監測、進考核”，使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評估結果與政府的決策和政績考核“掛鉤”，初步探索建立了生物多樣性價值評估應用機制，為全國其他地區推進生態價值主流化提供了有益示范和重要參考。

  總之，各地應在充分考慮自身實際的情況下，結合“昆蒙框架”的目標要求，創新生物多樣性價值應用方式，在相對統一的價值評估方法基礎上，多做“橫向”和“縱向”比較，推動生物多樣性價值與規劃、決策、項目、考核深度融合，豐富其應用場景，并探索基于生物多樣性價值的生態產品權屬交易機制，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其多重價值主流化，為推進“昆蒙框架”目標實現和生態文明建設貢獻更多智慧與力量。

  （作者：杜樂山、劉海鷗、肖能文，分別系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3-04/29/nw.D110000gmrb_20230429_1-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