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馬達加斯加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最重要的地區之一，這種生物多樣性主要存在于馬達加斯加的森林中，馬達加斯加90%以上的當地特有動物生活于森林之中。同時它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土壤貧瘠，只有0.1% 的國土表面用于農業種植，難以滿足人們日常糧食需求。除了咖啡等經濟作物的引入、人口的增長以及地方、國家、政治和經濟等全球森林破壞的共同因素外，馬達加斯加森林面臨的主要國內威脅還包括為維持生計農業而開荒、木炭生產、木材砍伐和采礦等，以及對限制性政策的抵制。

到20世紀50年代，馬達加斯加只有27%的地區被森林覆蓋，按照對人類來到島嶼前森林覆蓋率的保守估計，這時候馬達加斯加已經失去了一半以上，可能是三分之二的森林，甚至更多。森林覆蓋率在2000年進一步下降到約16%，50年內又損失40%。

馬達加斯加土地覆蓋/植被類型地圖

版權：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2004）

盡管自1990年以來，人們對馬達加斯加生態保護投入了大量努力，保護工作取得了很多成就，其森林砍伐率從 1990 年至 2005 年間的每年0.82% 下降到 2000 年至 2005 年間的每年 0.55%，但是馬達加斯加的環境仍比25年前糟糕很多。森林砍伐率依舊很高，1990 至 2005年間，馬達加斯加森林損失1萬平方公里。1990年馬達加斯加有1100萬公頃森林和1100萬人口，到2005年有900萬公頃森林和2000萬人口。其人口增長率一直處于2%-3%之間，2020年為2.66%（而同期中國人口增長率為0.36%）。

2014年馬達加斯加森林面積為890萬公頃，占國土15%。作為全球保護最優先區域之一，馬達加斯加森林遭受破壞的現狀必須引起全球關注。

安德立吉塔國家公園的植物 攝影/Rhett Butler

猴面包樹 攝影/Rhett Butler

魔針地獄，又名噴炎龍 攝影/Rhett Butler

森林 攝影/Rhett Butler

馬達加斯加政府和國際保護與發展組織為遏制森林砍伐和保護受威脅和瀕危物種所做的努力，受到該國森林管理歷史的影響。本文追溯了馬達加斯加森林管理從前殖民時期到現在的演變過程，以期能為當下生態保護提供參考。

一、前殖民時期的森林政策和實踐

馬達加斯加的森林保護和管理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時代。在島上生活了 50 年的英國傳教士 James Sibree 將森林砍伐歸因于農業和木材特許權的轉移。在當時，馬達加斯加的傳統森林保護執行自上而下壓制性的政策。早在 19 世紀初期就有文獻記錄了這種森林管理方法，當時，馬達加斯加國王禁止砍伐活體植物作為薪柴，并宣布其王國的所有森林為皇家財產。19 世紀中葉出現了兩項權威性立法：1868 年的 101 條法典和 1881 年的305 條法典，兩者都涉及民法、刑法和程序，規定禁止焚燒森林和禁止人們在森林中定居，并禁止開荒?；谶@樣的早期立法，有人認為馬達加斯加曾經完全被森林覆蓋，是人類活動導致了森林覆蓋率急劇下降。

二、殖民時期的森林實踐

在殖民時期（1896-1961年），自上而下的森林管理方法仍在繼續。1896 年法國人控制后不久即建立了水和森林管理局，并宣布所有森林都由政府控制或屬于公共領域。法國人還通過種植快速生長的非本地物種（例如桉樹和松樹），在該島的中部高原和東部山區開始了密集的植樹造林計劃。他們禁止捕殺狐猴，并于 1927 年在非洲地區建立了第一個保護地體系。1930 年，法國領導的政府禁止所有森林焚燒和其他形式的森林砍伐。然而，與之相悖的是，法國人在東部低地砍伐天然森林種植咖啡，開放伐木特許權，助長了森林砍伐。事實上，大規模森林砍伐的開始被認為是咖啡經濟作物種植的直接結果。由于當地人不再能夠進入低地，他們開始在不那么肥沃、坡度更陡的土地上刀耕火種。然而法國人將刀耕火種視為一種破壞性的做法，因其會導致草原退化并阻礙國家主導的森林開采、勞動控制和稅收，于是他們又頒布了刀耕火種禁令。但該禁令效果適得其反，導致了民眾騷亂和更多的森林砍伐。刀耕火種作為一種祖先文化實踐，對禁令的抵制就成為了反抗殖民統治的儀式，不僅僅關乎生存與森林保護的輕重取舍，更包含了權力、勞工控制和馬達加斯加人的身份問題。

三、后殖民時期的森林政策和實踐

馬達加斯加于 1961 年獲得獨立，但直到最近其森林管理政策才受到新政府的關注。除了1930 年禁止焚燒森林的森林法外，其他法律還在繼續等待通過，包括禁止獵殺幾種瀕危物種的法律。1962年，總統宣布，所有人每年必須種植 100 株幼苗，否則就要繳納稅款。這一系列立法強化了國家作為馬達加斯加森林資源唯一合法管理者的地位，并促成了森林管理與當地人之間的壓制關系。

盡管制定了數十年的森林保護法，但在 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馬達加斯加森林的減少歸因于森林管理員的腐敗、農村貧困人口缺乏遵守森林政策的動力，以及由于缺乏資源、道路不暢和地形困難，政府無法監測森林狀況和政策的執行。自 1930 年以來，馬達加斯加的森林實踐可以被描述為“自由獲取”，在這種情況下，開發森林資源的個人和團體既不愿意受政府控制，政府也根本無法對之加以控制。其結果是，非法森林開發被當地人認為是合法的，政策批準的合法行為反而被當地人民認為是非法的。這種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行為和互動模式一直持續到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

四、《國家環境行動計劃》時代

在 1980 年代中期，馬達加斯加的政治氣候開始發生變化，從與蘇聯密切相關的孤立的準共產主義政治制度，轉變為對外國人和外國思想開放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由于這種變化，國際生物學家和生態學家開始來到被譽為“獨特生物多樣性避難所”的馬達加斯加。通過現代方法和技術，科學家們識別和分類了許多新生物。

向更開放政策的轉變和與外國人互動的增加也影響了馬達加斯加的發展進程。1990 年代初期出現了一系列保護和開發活動。美國國際開發署和世界銀行等雙邊和多邊捐助機構增加了其參與和資助水平，制定了政策和計劃，包括非洲第一個《國家環境行動計劃》。

《國家環境行動計劃》第一階段（1992 - 1997 年）側重于保護地的創建以及建立必要的管理體制和組織結構，在保護地外圍區域開展保護和開發整合項目，旨在通過小型開發項目補償當地人，以減輕建由立新的保護地對其獲取資源的限制造成的經濟損失。但其結果好壞參半。標準化項目的政策包括四個主要組成部分（即保護地、緩沖區、補償和經濟發展），源于根深蒂固的發展概念。這種概念和政策導致保護地與從事替代破壞性環境做法的外圍地區的經濟發展活動脫節。政府與保護和發展捐助者和實施機構一道，強加了一種在許多方面都不適合當地環境的發展模式。此階段建立了幾十個保護地,并不能滿足馬達加斯加自然資源長期可持續管理的需要。此外，保護與發展整合項目模式過于集中和標準化，無法適應地方層面的特殊性。因此，馬達加斯加政府和其他對可持續森林管理感興趣的參與者，開始尋找新的森林治理法律結構和制度安排。這一趨勢反映了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中國家，在其設計和實施自然資源相關的政策和計劃時，都朝著更加自下而上、民主和參與性的方向發展。

《國家環境行動計劃》的第二階段（1998 - 2003 年），強調保護地外自然資源管理的景觀方法，并包括保護和發展的參與性方法。這種向基于社區的自然資源管理的轉變，讓保護地獲得了發展動力。面對高森林砍伐率和低效率森林實踐，馬達加斯加政府在國際保護和發展組織的支持下，推動了一項新的基于社區的自然資源管理政策。該政策稱為GELOSE，適用于森林、牧場、野生動物和水，旨在通過地方層面的管理、規則制定和執法，促進更好的資源管理，從而實現更好的環境管理。之后，GELOSE被簽署為法律，并被納入新的國家林業政策。

GELOSE 法允許國家（由森林管理部門代表）、市政府（即市長辦公室）和為此目的創建的社區居民自愿協會（即COBA）之間建立三方協商合同。根據合同，社區通過 DINA規則 來規范資源使用，合同談判由“環境調解員”主持。由于其實施復雜而繁瑣，因此又為此進行了合同制森林管理立法，簡化了森林管理權轉移給當地社區的程序，將合同簽署方減少到了兩個：國家（環境、水和森林部區域辦公室代表）和 COBA社區。

第二階段行動在整個馬達加斯加建立了 400 多個 GELOSE合同制森林管理的保護地，其中一項管理內容是將當地森林資源的管理轉移到維持生計上，部分保護地試圖通過收獲包括木材在內的森林產品來產生經濟利益。

第三階段（2004 -2008 年）旨在將環境議程主流化，還包括一項擴大保護地網絡的重大舉措。2003 年，馬達加斯加總統宣布“德班愿景”，即到 2012 年將保護地覆蓋率從170萬公頃擴大到600萬公頃。這將使馬達加斯加達到 IUCN 推薦的標準，即該國 10% 的土地受到某種形式的保護。馬達加斯加保護地體系中大多數新的保護地都是共同管理的，這種共同管理的一個愿景是，當地社區將通過 GELOSE 合同制森林管理建立 COBA 結構與政府合作。

GELOSE 合同制森林管理安排，無論是否與保護地相關，都具有很強的保護成分。盡管表面上說是賦予地方權力，允許其做出有關森林管理的決定，但這些治理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COBA 的管理職責最初為三年，可連任十年。但是他們沒有獲得土地使用權（盡管在GELOSE 下有一個增強使用權保障的選項）。此外，保護和發展非政府組織等第三方在指導管理計劃和功能分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在實地代理工作中經常發起社區層面的關于資源管理的討論，通常針對為社區管理的區域開發的管理計劃或功能分區系統。因此，馬達加斯加森林管理權的下放，將部分權力轉移給了當地人民，同時，在一定程度保持了集中控制。

五、總結

馬達加斯加上個世紀的森林管理，從旨在限制獲取森林資源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立法，演變為更分散的治理形式，以試圖將當地人置于決策的中心。盡管通過追溯立法，這一趨勢很明顯，但實施真正的去中心化治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難以修改的制度結構和權力動態。在馬達加斯加，分散的治理安排正在改變政府、國際機構和當地社區等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模式，試圖塑造新的權力動態。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當地社區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抓住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機會，并確保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了解這些動態是如何演變的，是監測這些政策實施并不斷提升的關鍵，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來評估這些制度變化如何促進治理原則的健康發展，例如，參與、問責和決策透明度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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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slain Vieilledenta, Clovis Grinandc, etal. 2018. Combining global tree cover loss data with historical national forestcover maps to look at six decades of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fragmentation in Madagascar.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22: 189–197.

DanielaRaik, 2007. Forest Management in Madagascar: An Historical Overview. MadagascarConservation & Development. Vol 2 | Issue 1: 5-10.

整理人/解焱,時金松 審/Maggie,Stan 編/angel